《印度佛教史》汉译本序
作者：著　渥德尔, 译　王世安, , 


　　任继愈
　　英国学者A·K·渥德尔著《印度佛教史》，1970年出版。关于印度佛教史，印度学者和西方学者著述甚多。这本著作的汉文译本，值得向读者介绍。
　　佛教在印度，曾盛极一时，但它没有能够成为印度社会的统治思想，它不像中国的儒教那样据有至高无上的地位，也没有更广泛地影响人民群众的社会生活。说到它的势力，如果勉强与中国的思想比较，倒是有点像中国的道教的地位；它有源远流长的传统势力，但不是正统；它有一定的信仰群众，但不占多数；它统称为佛教，但又有许多分支流派。
　　佛教产生在印度。国际学术界人士多认为印度是个重视神话传说而不重视历史的民族。这种看法是否十分科学，还可以研究。治印度古代史的人确实感到关于古印度历史上的事件和人物，真真假假，虚虚实实，很难确切地指明它的年代。著作也是注重口耳相传，师徒授受，不重文字。造纸术的应用也比中国晚得多，很多著作写在贝叶上。五世纪初法显到印度寻求律藏写本，在北天竺诸国，皆师师口传，无本可写。据《付法因缘传》载：
　　阿难游行，至一竹林，闻有比丘诵法句偈：“若人生百岁，不见水老鹤，不如生一日，而得睹见之。”
　　阿难语比丘，此非佛语，汝今当听我演：“若人生百岁，不解生灭法，不如生一日，而得了解之。”
　　尔时比丘即向其师说阿难语。师告之曰：“阿难老朽，言多错谬，不可信矣。汝今但当如前而诵。”
　　原始资料写定时间较迟。多为若干年后的追记，史料的真伪辨别，是研究印度古代史的一大难关。《佛国记》、《大唐西域记》给研究印度历史的学者们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原始记录。它填补了公元四、五世纪到七世纪的一段空白。可惜法显以前一千年间，还是说不完全，而这一段，正是佛教发展史上的极关重要的历史时期。
　　渥德尔的《印度佛教史》，虽然篇幅不大，是一种教科书式的著作，但它运用的材料相当广泛，作者的态度也比较客观。他没有笃信者的框框，对佛经中的记载，不轻信。作者也有较好的语文修养，利用印度的多种语言，从中找出可信资料。作者还利用近代考古学、民族学、人类学的成果，并利用了汉译佛典中保存的一些资料，因而书中的记载平实、可信。
　　作者不只是一位史学家，也熟悉佛教哲学。他对佛教思想，特别对因明部分给以较多的篇幅。这固然表明作者的兴趣所在，也反映了作者的学术造诣。
　　渥德尔教授对古代印度社会历史现象予以适当注意，这种努力也是值得肯定的。作者还从发展的角度说明佛教从小乘到大乘的过程。这种观点也是可贵的。
　　《印度佛教史》这一著作是一本较好的书，原因是多方面的。原因之一即作者不受宗教迷信、佛教神话的干扰，所以叙述的历史较有说服力。
　　这本书也有不足的地方。由于作者缺乏唯物史观，有些现象，只能停留在表面描述上，比如本书讲到佛教的起源时，叙述显得比较一般化。又如汉泽本中保存的古印度佛教史的资料十分丰富，比汉文以外其它来源的资料都多，而且时代较早，却没有很好利用。藏文资料也很丰富，作者也未利用。书中还有一些论述失之武断，这都是本书不足的地方。总之，金无足赤，书无完书。这本书瑕不掩瑜，是本较好的大学参考书，在国外已有定评，值得向读者推荐。
　　本书的译文也值得向读者推荐。
　　翻译一种专业书，译者要具备一些必要的条件。译者要诵晓译出和被翻译的两种文字，这是人们都明白的道理。但是还有更重要的一条，即译者通晓这门学问的基本内容，而不是望文生义。佛教有它的特殊的范畴，同样一个名词，佛教经典中有特定的涵义；不了解它的思想体系的大致规模，光靠抠字典是译不好的。也就是说，译者一方面要知道原著的意思，还要力求译文所包涵的意思是原来的，而不是附加的。如果译者对所译著作涉及的专业比较熟悉，在翻译中还能随时发现原著中的失误和不妥的地方。本书的译文中加入了不少“译者注”，不要小看这字数不多的小注，它如实地向读者指出了原著的问题和缺失，也表现出译者的学识和造诣。细心的读者将会从中得到必要的知识，这些知识恰恰又是读原著所得不到的。
　　译文要忠于原著又要明白畅达。这一点许多汉译本早已做到了，但是也有不少译著没有做到，读起来显得别扭。从事翻译工作的都深知此中的甘苦。道安有“五失三不易”的体会，确是经验之淡。王世安先生的译文的优点是文字简明。简是要言不繁，明是晓畅通顺。只要和原文对照，不难发现译文简明不下于原文，其清晰条畅，举重若轻，或为原文所不及。
　　王世安先生，湖北黄梅人。黄梅为禅宗五祖弘忍传法旧地。王先生早先受业于北京大学汤用彤、熊十力诸先生，好学深思，卓然有所立。毕业后，遭际坎坷，漂泊汩罗、洞庭间，从事教育工作数十年，桃李遍湖湘。晚年息影林泉，借住香山之麓，为《佛教大辞典》搜集词条工作。这部译文是他利用余暇的作品。每译成一章，我有缘得以先睹。值此书即将出版之际，愿写这一短序向读者推荐。